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崇尚农业、以粮为本的国家。从奴隶社会算起,古人就为实现“温饱”而努力、而奋斗,这一过程延续了五千年,“民以食为天”就是这方面的真实写照。在古代的一些典籍中,有许多有关“粮食安全”的论述,反映了古人朴素的生存思想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礼记•王制》是最早反映粮食安全思想的,书中提出“耕三馀一”的观点,即按年度计算,年末官府和民间的粮食库存量要相当于当年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粮食的消费量应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二),这样才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此书还提出:“国家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意思是说封建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维持九年之用的粮食储备,就做不到有备无患;如果没有足够维持六年之用的粮食储备,封建帝君就应感到痛心着急;如果没有足够维持三年之用的粮食储备,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但在遥远的古代,由于受自然条件和耕种技艺的限制,封建国家欲拥有九年之蓄只是一种奢望,甚至拥有三年之蓄也不可能。翻开古代历史,几乎每页都能找到“天灾”、“饥荒”等字眼,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生产供不应求,人民食不果腹、忍饥挨饿,揭竿而起,何言粮食丰裕储备?当然,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等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时期可能好一些。但无论如何,《礼记•王制》中强调国家必须保持足够的粮食储备,用以保障国家安全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后人借鉴和重视。
《周礼》一书把农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认为在社会分工上应“以九职任万民”,主张通过建立土地管理机构、设置救荒机构和加强对粮食生产的督促等措施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管子》则认为:“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就是说只有重视农业生产并能大量储备粮食的国家才能强大无敌,从战略意义上揭示了粮食生产和储备的重要性,与《礼记•王制》中的观点不谋而合。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指出:“粜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把粮食生产、人民穷富与国家盛衰联系在一起,可谓高屋建瓴;他提倡实行“善平粜”的政策,保证粮食价格平稳、社会安定,富有远见卓识;他还鼓励人民通过“尽地力之教”来增加粮食产量、扩充粮食储备。
汉代以后,许多政治家对粮食安全问题尤为关注。贾谊在《论积储疏》中认为粮食储备是“天下之大命”,主张发展农业,重视粮食生产;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提出“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把粮食的生产和储备看作是巩固国家政权、实行封建统治的第一要务。《范氏•计然》中说:“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齐民要术》中说:“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据说是摘录的帝舜任用后稷为农官时的命辞,这些都说明粮食生产和储备是治国安民的第一大事,反映了古人强农重粮的治世理政思想。
诸如此类有关“粮食安全”的论述,在古籍文献中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很值得今人深入挖掘,认真加以研究和借鉴。 (张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