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神话有个医神,名叫阿斯克勒庇俄斯。据说,他观察到蛇对药草的神奇感知能力,可以通过蜕皮得以“返老还童”,因此他行医采药时都与蛇形影不离。盘绕着一条蛇的手杖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象征,后来也作为西方医学的象征。
这个神话包含了一层寓意:原始医学起源于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不过,单凭信仰或者少量的药草知识,肯定远远无法抵御疾病对人类健康的侵蚀,医学呼唤科学与理性。
阅读美国医生、作家舍温·努兰的《蛇杖的传人》,让我最为感慨的,正是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层层迷茫和重重障碍。医学发展初期,其科学的重要性长期未能得到普遍认识,种种匪夷所思的邪说和古怪的做法被随意地应用在病人身上,不仅不能救病人于水火,反而常常加重病情。
该书由15篇医家小传串连起一部西方医学的漫漫长卷。在纵横千百年的历史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名医的数量在时间节点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恰好说明了医学前期发展之缓慢、中间阶段的复苏,然后才是近两三百年的腾飞。
在医学发展最早的2000年间,作者努兰主要描写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两位医者。希氏学派反对“神赐疾病”说,积极寻找病因,关注个体病征。浸润其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今天化作了一份庄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盖伦则是古罗马2世纪时期的著名医生,他关于解剖及生理的研究,指出人体的运作法则及致病机制,他的研究是其后一千多年里西方极少可奉为经典的医学论述。
医学要想取得进步,首先要求思想的解放。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原罪论,人们认为疾病是上帝给予的惩罚,瘟疫是为了洗涤世间的罪孽。比如,女人分娩应当承受苦痛,这是对夏娃食用禁果的回报。中世纪时,那些愿意减轻女性分娩痛苦的助产士在猎巫运动中被纷纷扑杀。严格意义上的医生几乎没有。牙医、理发匠和江湖郎中们充当着临时性的救治工作,他们唯一会的技能就是放血,其结果可能是迅速要了病人的命。肮脏的街道、密闭的房间、不洁的水源,以及拥挤的医所,这些都加剧了病魔的肆虐。
文艺复兴时期,维萨里、巴雷和哈维等人,复兴了古希腊时期的学术精神;此外,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艺术家,带动起整个欧洲对人体的探索热潮。解剖学得到了大发展,血液循环秘密揭晓,当人体内部的小宇宙向外界开放,穹苍万物奥秘的敞开方才指日可待。
17世纪之后,医学院和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始建立,对疾病的系统性反应机制逐渐形成。医生们有机会反复观察病情及其变化过程,那些医术高超的人得到了公众的钦佩和尊敬,收入也开始增加。18~19世纪,有抱负的医生大量涌现,甘冒奇险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比如约翰·亨特所进行的淋病和梅毒自体实验。雷奈克发明了听诊器,维尔肖写了《细胞病理学》,塞麦尔韦斯和约瑟夫·李斯特倡议无菌手术,莫顿和隆恩等人发明了外科麻醉,天花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医学重镇,器官移植不再是梦想,生物科技迅猛发展。医学的春天光临人间。
新的忧虑随之而来:作为医生,应当更关心疾病还是病人?医学的伦理边界在哪里?假如医生的人格和技术分裂,他仍配称名医吗?崇尚技术的现代医学,与落后的原始医学相比,减少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直接交流;病人却希冀医生能够见证和理解他们的痛苦,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同在。这种双向互动如果无法顺畅进行,就会出现医患关系的紧张。在消费主义的浪潮里,在物欲至上的时代里,如何让医学发挥它的拯救天职呢?
舍温·努兰曾经以《死亡的脸》获得美国图书奖。他有着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深厚的人文素养以及细腻悲悯的情怀。此外,他还有流畅的叙事技巧,适度的说理分析。《蛇杖的传人》让我们了解西方医学史,对医生们也多了一些理解和深思。
(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