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农村学子,到在大城市求学、赴国外深造;从一名医生,到成为医院和卫生行政单位的管理者;从关注传染病,到研究、制订关系人群全生命周期大健康的政策。已是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的唐小平说,自己和同龄人一样,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过去的理想,有不少已经实现。在这个过程里,眼前世界不断地开阔,新的追求也在一个个地出现。”
(文/伍仞,摄影/苏俊杰)
唐小平:
湖南资兴人,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国家级人选,全国先进工作者,党的十七大代表。
1990年,从中山医科大学传染病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广州市传染病医院(现广州市市第八人民医院)工作。
2002年9月,任市八医院院长,次年初即率领全院抗击“非典”。
2008年2月,任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2013年3月,任广州市卫生局党委书记。
2015年1月,任广州市卫计委党组书记。
2016年9月,任广州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
2019年1月,任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从农村娃到留美访问学者
出生、成长在湖南农村,直到上了大学,唐小平才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唐小平称,考研到广州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1990年从中山医科大学传染病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了当时的广州市传染病医院即现在的市第八人民医院工作。没几年,医生出国交流和深造的机会多了起来,高中才开始学英语的唐小平也想争取,便天天捧着本英语词典。机遇青睐时刻准备着的人,他拿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在1997年~1999年作为访问学者到访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从事病毒肝炎研究,并且多次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短期艾滋病研究。
“来广州31年了,我觉得可以自称‘老广州人’了。”唐小平说,这么多年来,广州的环境、交通、治安都在提升,见证生活的城市在不断成长,自己也有了“主人翁”精神。
为战“非典”造人工负压病房
唐小平的“老本行”是传染病学。几十年来,本地传染病的疾病谱发生很大变化。刚刚参加工作时,“医院里什么传染病都能看得到”。病房的患者不少感染的是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膜炎、流行性出血热、勾端螺旋体病、中毒性痢疾等现今城市里已十分少见的传染病种。这一变化要归功于计划免疫政策的推行、环境卫生的改善、医源性传染源的减少以及人们健康素养的提高。
与此同时,新发的传染病带来挑战。2002年下半年,他以38岁之龄当上了市八医院的院长,成为当时广州地区最年轻的三级医院院长,上任第二年即迎来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非典”)疫情的挑战。
即便已经过去15年,2003年初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仍然烙印在广州人的记忆中。在迎战非典之初,他心里是没底的:当时,防护资源不足,口罩是医院后勤人员日夜赶工用12层棉纱缝制的。病人来得多又急,10天之内全院住了140多个“非典”患者,最多同时有30多个人上呼吸机,在没有中央供氧的情况下,高峰期一个护士一晚要换几十瓶氧气。
随着“非典”疫情进展,广州陆续出现一线医护人员感染病例。市八医院收治的都是传染性最强的一、二代病人,也有一批医护人员相继中招。“我们苦思冥想,这个病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么多医务人员感染,和病房不通风的环境有密切关系。”可是,那时缺少用于隔离传染病人的负压病房。怎么办?自己现造!两天之内,市八医院收治“非典”患者的两层楼内,装了200台左右的大马力风扇24小时不间断地开着,中间走廊两头窗户上各装六台风扇向内输送新风,每间病房分别在门口窗户上和出口窗户上各装三台风扇分别往内送风、往窗外排风,在密闭环境中形成“人工负压病房”。到2月20日后,市八医院在非典疫情中再也没医护人员被传染。时任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专家组主要成员、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著名流行病专家詹姆斯·马奎尔来到广州了解疫情时,在市八医院现场对这一举措大为赞赏,称这是解决问题的“创造性发明”。
“非典”疫情暴露出当时国内社会管理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的“软肋”。疫情过后,痛定思痛,这一战役促成了国内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逐步建立。广州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大大提高。其后的汶川地震救援、2008年冰灾、甲流疫情以及近年来的禽流感、登革热等疫情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和应对,打的都是“有准备之战”。
广州医改的执行人
2017年7月15日零时,广州地区公立医院启动综合改革,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执行新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152家公立医院全部纳入本次改革范围,实施同城同策、同级同价。这是本次广州医改的原则,亦是一大亮点。因为,广州的公立医院所属关系多样,既有省属、部属,也有市属、区属,还有解放军、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在穗举办的公立医院,都要在这次改革中统一按照广州医改方案执行。
这时,唐小平是市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同时也是广州市医改办主任,肩负协调各相关部门的责任。“所有广州地区公立医院改革由广州统筹协调、统一推进”这一原则,是在去年5月19日才正式明确,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医改在7月就需要启动。而医改方案的制定和执行,牵涉卫计委、发改委、人社局等多个部门,时间紧,任务重,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唐小平回忆道,“非典”时期倒头就能睡的他现在失眠了,半夜醒来,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协调各家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医疗服务价格怎么调整才到位,对医院的补偿怎么实现,老百姓对医改政策的反响如何……
进入7月,医改方案已定型,各家医院提前半个月进行新旧收费系统对接的预演,13、14日那两天,唐小平和同事们分小组到各个医院一遍遍地巡查信息系统的情况。“15日零点刚过,我们在市一医院的一个会议室里,看着大屏幕上的进度条从0走到100%,说明新旧收费系统对接成功,心情很激动。”唐小平内心十分感慨,他清晰地知道这一瞬间的背后蕴含了多少的努力。
一年多来,广州公立医院诊疗人次下降、医保病人医疗费自付部分下降、药品费用占比下降,技术劳务性收入占比上升,符合改革预期。但唐小平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他坦言,广州优质医疗资源布局仍欠均衡,黄埔、南沙、增城等区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平衡不协调,家庭医生签约后的履约能力和签约居民的需求相比仍有距离。
唐小平表示,未来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展望2020年,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实施建设卫生强市、打造健康广州发展战略,着力补齐‘短板’、筑牢‘基础’、建好‘高地’。”
深化医疗改革提升服务能力
近年来,广州市深化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改革,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得到提升。经过长期发展,广州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渐趋完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15分钟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圈和30分钟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圈基本建成。
广州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总量位居全国前列,2017年底,广州有医疗卫生机构4058家,医院243家,其中三级医院58家,三甲医院38家,全国百强综合医院10家。华南地区排名前20的医院有14家在广州。相应的,广州地区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2017年,全市医疗机构诊疗数1.53亿人次,出院数299.70万人次,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日为9.1天,医疗工作效率明显提高。2017年,广州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1.96岁,户籍孕产妇死亡率为7.22/10万,婴儿死亡率2.49‰,指标均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2017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州地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7月15日零时,改革正式启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152家公立医院,全部同时取消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加成、执行新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一年来,医改监测结果呈“三降一升”趋势:公立医院诊疗人次下降、医保病人医疗费自付部分下降、药品费用占比下降,技术劳务性收入占比上升,符合改革预期。2018年12月底,广州地区公立医院同时取消了耗材加成。未来,广州将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继续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